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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中国植物志》:四代科学家80多年风雨接力
来源: 科技日报    发布日期: 2010-01-11
 
 

 

  本报记者 陈磊

  写一本书,有时会耗尽一个人的毕生心血;而《中国植物志》从酝酿到付梓,却经历了四代科学家80多年风雨的接力前行……

  陈心启研究员,《中国植物志》的副主编,已经年过八旬。然而他自称,在这前赴后继、薪火传承的事业中,自己的辈分也只能算是“徒孙”级别。  

  41年准备,45年编研,146个单位参加,312位作者,164位绘图人员……当无限绵长的时光流逝和人生恨短的个体命运更替交错,经纬交汇成这部旷世巨著时,它所承载的厚重与感喟,就很难用言语表达了。“每个人仅仅只是一个符号。”陈心启说。

  今天,他作为四代人的代表,从胡锦涛主席手中接过了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证书。

  早在上个20世纪20年代,老一辈植物学家开始研究中国植物。1934年,胡先骕等先生首次提出编纂《中国植物志》的设想。

  植物志既是记载植物“身份”的“户口簿”,又是全面记录植物特征的“信息库”。但限于当时的条件,特别是在标本、文献资料、经费、协作等方面存在诸多困难,这一愿望直到新中国成立以后才得以实现。《中国植物志》的编研工作于1959年正式启动。可是,1959年至1976年18年中仅出版4卷册,占总卷册数的3.2%。改革开放之后,编研工作加快了步伐,2004年全部出版。

  《中国植物志》详细记载了中国全部已知植物“户口信息”,这包括科学名称、形态特征、系统位置、地理分布、海拔高度、生态环境、物候期以及经济用途等重要科学价值的信息。

  主编吴征镒曾说过:“《中国植物志》的编研,像唐僧西天取经一样,是经过九九八十一难才完成的。”兹事体大,乃至世界上许多国家至今仍未完成本国植物志的编纂工作。

  做此工作,首先,研究者要皓首穷经,追根溯源,查原始文献。“上至神农尝百草,以及18、19世纪西欧的文献”,陈心启说,研究者要了解浩如烟海的前人论著,研究保藏于世界各国标本馆中的中国植物标本,特别是前人命名中国新植物的凭证,即模式标本。

  研究植物,不仅要读破万卷书,更要行走万里路。“案头”与“脚下”功夫具备,是植物志编撰者的基本功。他们要用脚板去发现,去对国内各地区特别是空白地区进行反复考察与采集,积累必要科学资料、信息和标本以供研究;还要充分了解邻近国家或地区的植物,进行对比研究。弄清一个科的植物,要花费几年甚至几十年的岁月。

  此前,世界上已出版的最大型植物志《苏联植物志》仅仅25卷,还花了20余年时间。而《中国植物志》总计80卷126册,记载中国维管束植物300个科、3408个属、31142种,并提出了一些类群的新分类系统,被称为中国植物资源的“国情报告”。它也是世界上已出版的植物志中种类最多、篇幅最大、图版最多的一部巨著。

  为什么要做如此复杂的工作?“我们的衣食住行都离不开它。”陈心启以水稻为例,袁隆平搞超级水稻,需要挑选野生水稻以供杂交,培育新品种,那就需要摸清我国野生稻的种类、分布情况等各种详细信息。《中国植物志》就是能够提供中国各种植物资源的百科全书。

  “现在很多年轻人,不愿意从事这份很死板、很艰苦、但却很有意义的工作。”陈心启坦陈,这种经典分类学的学科,不像新兴学科那样容易得到大量经费。不过,《中国植物志》的编纂,培养和稳定了一大批植物分类学人才队伍,避免了人才断代的危险。

  目前,《中国植物志》的476位编研人员和技术人员,大多数已经退休。5位主编中,健在的现任主编吴征镒院士,已是95岁高龄。4位主编已经辞世,他们是:钱崇澍、陈焕镛、林镕、俞德浚。

  “许多默默无闻的人,为中国植物科学付出了青春和毕生精力。我经常怀念过去的时光,怀念这些人。”陈心启谈到此唏嘘不已。作为《中国植物志》先驱的胡先骕先生最早从国外购置了18、19世纪出版的全套经典图书;秦仁昌先生最早在欧洲拍摄了近2万张中国植物标本照片。他们因各种原因,没能担任正副主编,甚至未能进入编委行列。许多退休人员,也就是守着退休金过着清贫的日子。

  春华秋实,几代心血;草木有情,日月为证。所幸历史和时代记住了这项浩大工程的参与者。今天,当生者在接受国家奖励的鲜花与掌声时,当是对逝者最好的告慰与纪念,也是对所有参与者的崇敬与褒奖。(本报北京1月11日电)

 
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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